“越剧皇后”姚水娟(上)
1906年,越剧的前身“落地唱书”搬上舞台。在经历了“小歌班”的阶段之后,男班“绍兴文戏”进入全盛时期,1930年,几乎嵊县所有的名角都云集上海。女子文戏虽已蓬勃兴起,但在沪上仍旧不敌风头正盛的“老大哥”,上海滩依然是男班艺人们的天下,而女子科班蛰伏在浙江,等待着鸣雷惊蛰的那一天。
这年春天,第一副绍兴文戏女班流动到嵊县后山村演出,14岁的采茶姑娘姚水娟用她积攒的六个铜元买票看戏,这一看就着了迷,看到眼里再也拔不出来了。这年下半年,同村姐妹竺素娥的父亲竺钧堂办起一副女子科班,名为“群英舞台”,招收艺徒。姚水娟闻讯后不顾父亲反对,径自去报名拜师,正式入科学艺。开笔师傅教得细、教得深,武功师傅教得严、教得狠,姚水娟照单全收。因为痴迷,所以珍惜,她学戏极为刻苦。三九寒天,在白佛堂冰冷的石板地上拿大顶,直练得双手冻裂,鼻涕倒流,却不喊一声苦;在门口桑树地里压腿,脚搁在树桩上被刮出血,也不叫一记痛。如此执着,何事不成?初入梨园的姚水娟,便学得了扎实的基本功,为自己将来的舞台实践打下深厚的底子。
1930年岁末的钟声还未敲响,杭州京杭大运河畔拱宸桥边的荣华茶园里,来自嵊县“群英舞台”入科未满一年的艺徒们就已登台演出,依旧是那个14岁的姑娘姚水娟,已经能以一出《梅龙镇》初露头角,在众口交赞声中,她的心是温暖的,眼角是滚烫的。科班后期,姚水娟又得到了女子越剧创始人“矮尼姑”金荣水的精心传授,渐渐地以细腻传神的表演取胜,尤其擅长人物内心情感的刻画与表现。
1932年,姚水娟还未出师便被杭城颇为有名的“越新舞台”聘为客师,不久便任头肩花旦。之后,姚水娟领衔越新舞台在杭州、宁波、绍兴等繁华之地巡演,她戏路宽广,旦、生行当兼长,文戏武戏、男装女装都能贴切剧情,应付自如,加之韵味浓厚的唱腔,情深意切的表演,一圈下来,不但在浙江稳稳地站住脚跟,而且名声鹊起,红极一时。继男班“绍兴文戏”之后,女子文戏正在兴起,当时最有名气的角儿当属“三花”——施银花、赵瑞花、王杏花,而19岁的姚水娟已被宁波的《时事公报》赞为越剧主席,冠以花容月貌、文武兼备、青衣悲旦之名,称她是继“三花”之后的新秀。那时,各大戏馆竞相邀请,身价百倍。
1936年,姚水娟在杭州大世界演出《碧玉簪》,在她把主角李秀英演得入木三分、人戏合一时,当时的浙江省省长兼杭州“大世界”游艺场经理的张载阳拍案叫绝,高呼:“妙,三花不如一娟。”此誉一出,不胫而走,姚水娟在杭州连演两年,名震杭城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,上海租界成“孤岛”,大量达官贵人入内避难,十里洋场笙歌艳舞,一时出现畸形繁荣的景象。当时有种说法,“8·13”之后“孤岛”上海“三馆”最热闹——戏馆、饭馆、殡仪馆,其中以戏馆为甚,看戏成为租界内富人闲暇主要的消遣方式。这时的戏剧舞台,昆曲濒临消亡,京剧名角大都罢演隐居,话剧、电影人士多数远撤重庆,战争又使得百姓对于欣赏民族艺术的渴望急剧攀升。“孤岛”内的环境给越剧的全速发展开启绿色通道。抗战的爆发成为越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分界线,女子越班迅速崛起,而男班被无情地取代。据1941年统计,这一时期,浙江蜂拥来沪的女班竟有36家之多,在各个剧种中剧团数量和演出场所数量都占第一,超过京剧。姚水娟所在的“越吟舞台”是第一个冲锋陷阵来到“孤岛”的越剧戏班,占尽先机,风光无限。“越吟舞台”挂头牌的当然是姚水娟,二牌是小生李艳芳,三牌是老生商芳臣,后来赫赫有名的范瑞娟也在这个戏班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一时火爆的女子越剧,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,渐渐显现出颓势,有识之士看到这点,开始尝试对越剧进行改良,姚水娟便是其中的翘楚之一。
(作者系长城动漫动画片编剧)